解决香港问题，需要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进一步沟通和对话解决，而不是反过来把它国际化。香港问题国际化的结果只能激化矛盾，使得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复杂。

  9月11日，中国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琼11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，强烈谴责近期发生在香港的违法暴力行为。 新华社记者 陈俊侠 摄

  另外，我必须要提醒联合国人权高专办，1991年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》将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中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规定收纳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，并对附带及有关连的事项作出规定，并且要定期提交报告。所以有关香港的人权问题，人权理事会是要走法定程序的，高专办违反了基本的程序正义原则。

  观察者网：过去几个月以来，新疆问题在日内瓦的人权会议上反复被某些国家挑起，对此您写了很多文章。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《如何在反恐和社区建设保持平衡》，赞扬了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，您可否再具体阐述一下？

  茨瓦特：是一个困扰全世界各国的问题，作为一个荷兰人，我也希望荷兰政府能有效保护自身公民的人身安全，对这个难题，所有国家都会有相应的反制措施，仅仅靠压制是无法长远的，我也不认同这个做法。西方也有很多国家在批评荷兰政府监控和歧视群体。我们先把对荷兰的批评放在一边，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抗衡的措施。新疆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曾经说过反恐战争是一场“人民战争”，这对我的启发很大。

  观察者网：可否结合您的祖国——荷兰的一些反恐的具体经验，谈谈中荷两国有什么政策上的共通点？

  茨瓦特：张春贤书记的“人民战争”理念，让我认识到“社区导向建设”的重要性，这是一种自下而上（bottom up）的政策实施方向。荷兰寺的阿訇都会被定期找去谈话，而且带领年轻的去各地宣讲反恐理念，让他们一开始就和极端思想相隔离。我们先思考为什么这么多荷兰的年轻去中东投奔了极端组织“国”？他们在心理上的问题，其实可以从本土的社区内解决。比如说现实的人生意义、被需求感、组织认同度等等，如果他们在正常的社会上得不到满足，就会慢慢变得极端。

  目前为止，荷兰的社区建设还是成效相当显著的，荷兰的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推广一系列措施深化这项规划，很多中国的同行告诉我，如果这一个项目能在荷兰成功，在中国应该同样可行。

  当然了，中国的新疆问题有其独特的复杂一面，所以在政策事实上要做某一些程度的调整。

  另外还要在指出一点，那就是中国和荷兰都被某些人权学专家指责“监视公民”。现在的反恐措施，基于这样一种假定：温和被极端组织洗脑之后会变成。所以预防的方法很重要。对于执法人员来说，他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，就是预判哪些行为特征和外在表现可能会引起个体极端化。我有一个学术同行叫Arun Kundnai，他写过一些学术论文，证明预防极端化的路径一开始就走错了路，当然是他的一家之言。总之，我认为自下而上的社区建设是相对来说更有效的办法。

  观察者网：鉴于西方的偏见，应该存在两个“新疆”：一个是您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新疆，一个是西方媒体口中的新疆。您曾在中国生活十多年，在您看来，两者的差距有多大？您又如何说服其他学者去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？

  茨瓦特：很多欧洲人眼中的新疆或者西藏，并非是近期一段时间才成为西方媒体口中描绘中的这个样子。如果你留意过去十几年他们对新疆的报道，就会发现他们总体的口径和舆论导向差不太多，这些媒体需要在人权问题上给中国制造压力，而且还可以巩固其原有的对华报道基调，这是写在他们操作手册中的。

  新疆地域广袤，我也不敢说能了解多少，所以我只能叙述两个基本事实。一个是在乌鲁木齐和喀什等地，当地的居民多年前因为暴恐袭击，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损害；另一个是近些年新疆的局势变得很平稳，这些正面积极的变化，也许只有真正被伤害到的西方人，才真正能感受的到。

  说到和其他学者的交流，就必须提（Amnesty International）荷兰部的主任爱德华·纳扎尔斯基。几个月前他对西方媒体口中的“事实”深信不疑，说中国政府在新疆“严密监视”尔族人。他还说有一手资料，那么这些一手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所谓的“流亡”在荷兰，政治避难的极少数尔族人，这些人的身份就已经决定了立场。除此之外，纳扎尔斯基就再无另外的坚实的证据，只得承认其他的信息渠道来自“听说”。

  我很难说最后是否说服了他。当年马可·波罗的中国记载传到欧洲，是否改变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呢？也不能确定。在现在这个信息畅通的全球化时代，很多信息被遮蔽，其实不是通讯技术上的原因，而是来自他们的“心中之墙”。